敢教日月换新天
千秋伟业，百年风华。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
站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站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关头，回望波澜壮阔、震撼世界的百年征程，中国共产党始终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作出伟大历史贡献，创造历史伟业。
敢教日月换新天。从1921年到1949年，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主要障碍，创造了政治前提；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彻底摆脱失败的厄运，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所确认的伟大真理。
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
100年前，13位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年轻人聚集在这里，革命的星火，燃烧出一片崭新的天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是在上海兴业路76号的石库门民居里召开，后又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举行。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导工农。”代表们在船上讨论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纲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宣布：“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同时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此前，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悲惨境地，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努力探寻救亡图存的出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力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
党成立不过一年，1922年党的二大就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这说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现状，反映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几度濒临绝境。但是党善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错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并达到政治上的成熟。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一个小院一栋楼，青瓦丹柱，灰砖白墙。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
《红军长征史》记载：遵义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
遵义会议陈列馆里的油印文献中，有一份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内容包括总结失败教训，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建立的军事指挥“三人团”、决定北渡长江创建新的根据地等决议。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从此，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中国革命走上顺利发展的正确道路。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最早举起抗日的大旗，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提出了夺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和实现途径。
1938年5月，毛泽东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发表《论持久战》，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思想，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抗战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规律，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成为指导全国抗战的纲领性文件。
中国共产党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性地开辟和发展敌后战场。在全民族的抗战中，敌后战场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
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第一段就鲜明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
《决议》第二段强调：“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全党对于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有了自己坚强领导核心的欣喜和振奋，对于党的领袖的由衷钦佩和自觉维护，跃然纸上。
1948年春天，党中央从陕北转移到西柏坡，这里成为全国革命的领导中心。据统计，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党中央共发出408封电报，组织指挥了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内的24次重大战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争年代，党中央和毛主席用电台指挥全党全军，‘嘀嗒、嘀嗒’就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全党全军都无条件执行。”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一切行动听指挥，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核心引领，全党全国团结如钢。
28年浴血奋战，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凭借这种力量，我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为了实现初心和使命，实现始终坚持的理想和主张，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前赴后继的不懈奋斗，作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千千万万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大厅里摆放着一件特殊的国家一级文物，编号0001。它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不幸被捕。他与敌人英勇斗争，严守党的秘密，竭力掩护和解救同时被捕的同志。在《狱中自述》中，他表达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22天后，李大钊等人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里，一个庞大的绞刑架下。李大钊从容地看了看绞索，第一个登上了绞刑台，作了人生最后一次演说，“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面对敌人的绞刑架，李大钊从容就义，表现出对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顽强坚守，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树立起理想信念坚定的标杆。
国共合作破裂后，在白色恐怖中，革命者血流成河却没有被吓倒。时任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后，受尽酷刑。刑场上，刽子手喝令其跪下，他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被捕前任湖北省委常委的夏明翰身陷牢狱坚贞不屈，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下“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的豪言壮语，生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
河北省新河县振堂公园内，矗立着一尊庄严肃穆的将军铜像。他一身戎装，深邃的双眼注视前方。这就是董振堂，长征中的铁流后卫。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军团团长董振堂率部参加长征，担任断后掩护红军长征主力部队的任务。行军至贵州的山区时，一名红军女战士恰巧分娩了，还是难产。后面追兵穷追不舍，谁也不知道生孩子需要多少时间。
“一定要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来！”当事情汇报到军团长董振堂这里时，他果断下令，“生孩子要多长时间，就给我顶多长时间！”
迎着弹雨，顶着飞机的轰炸，董振堂率领战士们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两个多小时后，孩子终于出生了，许多英勇的红军战士却倒下了。
为了一个孩子，让一个团的人去流血拼命值得吗？
董振堂的答案震撼了所有人：“我们今天的革命打仗是为了什么？我们的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孩子们将来能过上好日子吗！”
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而战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区别于一切其他政党、其他武装力量的根本所在。正是依靠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人民军队、人民战士视死如归，一往无前，迸发出不被一切敌人压倒而是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
1940年2月，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在濛江县（今靖宇县）境内陷入日军“讨伐”队重围，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最后只身一人，坚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残忍的敌人剖开他的腹部，发现在他的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只是枯草、树皮和棉絮。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我担心着你及北北（左权的女儿左太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需人照顾的……”从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一摞鲜活家书中，感受到的不仅有战场上将军的勇猛刚毅，也有慈父和丈夫的细腻情感。
国家有难，舍小家顾大家。1942年5月25日，左权在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突围转移时，一颗炮弹突然在他身边爆炸，37岁的他就这样永别了挚爱的妻儿。
14年山河不屈，14年浴血抗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情怀。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28年浴血奋战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无数的优秀战士。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苏兆征、彭湃、陈延年、恽代英、赵世炎、张太雷等，许多杰出的将领，如方志敏、刘志丹、黄公略、许继慎、韦拔群、赵博生、董振堂、段德昌、杨靖宇、左权、叶挺等，都在这场前赴后继的伟大斗争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它是红色的，是由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锻造出克敌制胜的武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从小米加步枪到解放全中国，一条堪称奇迹的革命斗争之路，让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发生根本变化。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秘诀在哪里？
1939年10月4日，《共产党人》杂志创刊，毛泽东在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两个“基本武器”。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著名论断出自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当时，毛泽东回到湖南老家韶山，广泛接触群众，背着雨伞走村串户调查数月，终于写成这部光辉著作。
通过阶级分析，毛泽东初步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苦农民）、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只占人口的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也为他们所拥护。外国帝国主义通过其在中国的附庸压迫中国，使中国的民族危机严重，而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武装侵略中国的一个时期中，更使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和各阶层人民面临亡国的绝境，这就使得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成为可能。
同时，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陕北子长市瓦窑堡街道田家院，坐西向东坐落着一排五孔灰蓬蓬的砖窑，中间这一孔不足20平方米，两张八仙桌并立，六条长凳相围。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提出，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反日反蒋，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革命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凝聚起众志成城的力量。周恩来说：“毛主席对我们共产党的许多干部谈：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我想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大多数，为着共同事业奋斗，消灭反动统治，这一政策的运用，是我们最大的成就。”
1927年8月1日，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中山路380号，原江西大旅社，石破天惊的第一枪就从这里响起。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端。
同年8月7日，汉口鄱阳街139号，一栋黄色的三层俄式建筑，一场中央级别的紧急会议在此紧急召开。
天气炎热，门窗紧闭，21位参会代表吃干粮、喝白开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这句著名论断。
此后，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神州大地处处燃起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逐步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从敌后根据地的八路军到东北抗联，从名震中外的“百团大战”到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军民齐心协力，使日寇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
“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党深刻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领导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打败拥有优势装备、异常凶残的国内外敌人，最后赢得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胜利。
三大法宝，核心是党的建设。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系统总结了建党以来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阐述了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强调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这表明党对加强自身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更加自觉和深刻。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就十分重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从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始终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到严明党的纪律，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到把“支部建在连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再到通过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使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上，走向胜利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党的建设的不断加强。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确定了“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的方针。1938年9月至11月，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和制定的关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要决策，对于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是建党以来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文件。
“没有这样坚强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文件写道。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全党普遍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
经过长时期革命斗争的千锤百炼，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从一个开始只有50余名党员的党，到1949年9月已成为一个拥有448万余名党员的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是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先进和最强大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革命引向胜利，一条根本性的经验就是，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45年4月23日，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被装饰一新。
礼堂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上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主席台最上方的石拱上，“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12个红色大字，与会场后面毛泽东题写的“同心同德”4个大字，烘托出大会的主题。七大开幕典礼就在这里举行。
毛泽东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并作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发言。
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创新理论。
毛泽东思想是在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基础上，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而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艰辛而不凡。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由于错误地低估敌人力量，导致起义在军事上失利，各路起义部队退到湖南浏阳文家市休整。
在文家市，起义部队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对部队进退问题进行激烈讨论。前敌委书记毛泽东主张转战罗霄山脉，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地区去发展革命。一部分人坚决反对上山做“山大王”，主张率军攻打长沙。
把革命重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这种革命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找不到，也与当时中央流行的“城市中心论”相违背。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是一条城市包围农村的路线。怎么办？
“我们现在只有1500多人，靠我们这些人去攻打长沙，那就好比叫花子给龙王爷比宝呢。”最终毛泽东说服了反对的人。
紧接着，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接连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逐步确立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
在毛泽东领导下开辟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所没有的，却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向。
1930年初，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1937年七八月，毛泽东先后写下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从哲学的高度分析了教条主义者犯错误的原因，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他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正是在延安这片热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收获了累累硕果。1942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此后，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长期社会历史发展和人民实践的最终结果。在很长时期内，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只有第三种方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这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历史必然。
“一唱雄鸡天下白。”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伟大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全党正以史为镜、以史明志，更加自觉认识党团结带领人民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和根本成就，更加坚定认清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更加坚决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增强历史自觉，在乱云飞渡中把牢正确方向，在风险挑战面前砥砺胆识，风雨无阻，坚毅前行，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本报记者 兰琳宗）